随着“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语言在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语言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是蕴含安全价值的战略资源，更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

　　语言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之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内涵极为丰富，其实质是个语言问题。中国古人云：“言为心声”，这一表述精炼地阐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密切联系。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只有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才能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才有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宝贵的共识。语言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若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大脑；若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心灵。”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德国与汉学家和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语言教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掌握彼此的语言，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新途径和新起点，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对话。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互通和文化交流，进而实现“民心相通”。

　　语言是服务“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撑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涉及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以及人员交流等多方面开放与合作，中国面对一个巨大的全球性市场，要学会同众多的国家打交道，扎实可靠的语言知识储备和外语能力将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撑。欧洲有句古话：“入境而不通其文, 只能如孩提学话。”在全球化时代，欧美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语言战略，用以处理和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跨文化沟通问题，从而消除误解, 减少冲突。以美国IBM为例，该公司不仅指定英语作为公司通用语言，同时还确定其他八种语言作为公司沟通语言的选择，为跨文化团队管理和沟通，以及本地化战略积极开展规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海外投资，都需要语言文化知识作为重要支撑。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高于主权风险(46.9%)。2002年到2015年，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面临语言文化的障碍，这些都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再以近来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和发展境遇为例，中国企业遭遇到的语言障碍就与“语言”知识储备、能力密切相关，给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语言先行！语言是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外语是建设的“先遣队”，“一带一路”延伸到哪里,外语就应当先走到哪里。

　　语言是确保丝路安全的战略资源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是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和共赢的新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此消彼长，若隐若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国际人道救援和搜救等突发事件此起彼伏，交织复杂。丝路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外溢性会使相关国家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语言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丝路安全问题时，在消除和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问题不仅关系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同时，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不容忽视。美国素来重视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在冷战期间，美国于1958年出台“国家安全教育法”，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的外语教育，并逐步形成了外语语种齐全，并以世界不同语言文化为主要切入点，覆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全球知识体系，有力支撑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这种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目标的外语战略，对于当前致力于全球治理战略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提出“国家安全语言倡议”，斥巨资加强对“关键语言”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美国急需语种(如阿拉伯语、中文、俄文、印度语、波斯文等)的学习者数量，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哈佛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欧美高校，能够开出100余种外语课程，其中不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语言。面对“一带一路”的语言安全问题，我国在语种布局和规划方面，还有待改善，尤其需要加强具有安全价值的战略语种规划和研究，例如库尔德语，事关我国海外能源利益和安全，应当予以优先发展和建设。

　　近年来，国家在语种规划和资源投入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和规划，预计2018年我国高校在外语专业设置方面将会把沿线国家官方语言全面覆盖，这对于我国扩展与“一带一路”国家交往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必须关注当前外语语种结构失衡和非通用语言高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还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做好语言规划，确定我国需要的“一带一路”关键语言。

　　语言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

　　500多年前，西班牙语言学家内布里亚将自己刚完成的欧洲第一部系统研究土语的著作《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献给女皇伊莎贝拉。他在此书前言中写道：“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这句话道出了语言的兴衰与国力强弱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国之强，则语言强。”我国早期的外语教育肇始于汉唐盛世，昔日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早期外语生活与活动的历史见证。在汉朝与西域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往来中，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可以想见的。例如：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在长安设立组织相当完备的译场，人员编制和规模宏大，致使梵文与巴利文翻译结出硕果累累。汉唐时期的对外交流机构以及翻译组织中，外语教学活动早已存在，否则无法解释中国人何以理解和懂得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何以能够协助朝廷处理各类文书并与来使对话，甚至完成对现在来说，依然十分困难的经书翻译的事实，体现出当时强大的国家外语能力。

　　然而，历史也警告我们，“国之弱，语言亦弱。”明清时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泱泱大国“裹足不前”，国家外语能力极度匮乏。历史教训不胜枚举：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在担任翻译时，暗中与俄使勾结，受贿徇私并泄露机密；再如，语言障碍致使18世纪英国政府所派遣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最终归于失败；最后，在中国近代史中涉及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重大谈判中，中国谈判者深受语言障碍之害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状况都给近代中国带来严重后果，致使国家利权受损。

　　国家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盛衰的标志，国家语言能力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2002年由英国教育技能部颁发了一个题为“语言学习战略”的文件，该文件提出外语能力缺乏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英国经济发展及国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该文件首次使用“语言战略”一词提出英国外语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设想，为提高英国国民外语素质提出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也以国际化作为语言教育战略变革的重要动因，关注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问题。中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也将外语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日本曾先后出台外语教育“战略构想”和“行动计划”等多项报告和文件，明确将外语教育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发展。韩国更是明确国家对于外语教育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和义务，以“举国机制”推进外语教育改革，彰显韩国国际化战略的强大意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命题，我们需要把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在内的外语教育问题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从政治和国家博弈的视角看待国家外语能力问题，着力增强语言实力，实施外语战略，建设语言强国，借语言助力“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