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基本内容

　　《求是》2020年第17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近1万字，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不是关键课程之一，同时明确了思政课建设的基本目标、原则与政策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主要是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重大。他从党的历史传承、自身的经验与实践、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及各种思想都在争夺青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江泽民指出：“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胡锦涛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习近平形象而深刻地把青年时期称为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强调一定要在这个时期做好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进行“精心引导和栽培”。当前信息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信息对青年人思想塑造的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青年人信息获取的多源化、便捷化、即时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碎片化、国际化等以及信息处理存在着主观化、娱乐化、孤岛化、粗糙化、立场化等问题，因此，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取向多样多变，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课堂主渠道与关键课程加以“精心引导和栽培”。

　　二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做到第一政治要强，第二情怀要深，第三思维要新，第四视野要广，第五自律要严，第六人格要正。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也强调了思政课教师的首要属性——政治要强，也就是说思政课教师首先要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突出的政治理论素养以及政治意识。

　　三是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思政课创新要坚持“八个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要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在这里也突出强调了思政课的政治性，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并且强调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而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

　　四是加强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在思政课教师选用、管理、考核中要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要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提高评价中的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工作，不断为思政课教师队伍输送高水平人才。学校干部队伍建设要把思政课教师作为重要来源。

　　二、发达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基本情况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人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共产党首先将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不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才实施，其他社会性质的国家就没有开展这样的活动, 只不过不同国家对该类活动有不同的命名与政策要求。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政课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西方国家也都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西方国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1968 年美国学者杰克逊第一次在《教育生活》书中提出了“隐性课程”一词。他认为：除了学生在高校课堂上取得专业学习进步的同时，也在高校的基本生活中取得了在价值观、自我面对问题的态度、动机和其他心理方面的发展。而对于这种非正式的文化传递则被杰克逊称之为“隐性课程”。

　　在美国, 95%以上的大学都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并且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如美国宪法、西方思想史等。美国在课堂教学方面的特点是:首先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 直接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如职业道德, 法律基础。其次，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通过开设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大量道德知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培养学生的国民精神, 使思想政治教育课与人文素质教育、传授科学知识与培养道德素养结合起来，并注重实效性。美国的学生活动中心经常举办报告会, 组织学生参观各类公共教育资源，如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堂、国会图书馆等，还有到各类行政机构、社区进行参观实践，如各级法院、议会和市政府等。在这种过程中，学生的国家学生的国家理念就被强化了。

　　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有三类:宗教教义;社会学科;道德建设。其中宗教教义的教材，是根据国教会的协议编写的,只介绍有关宗教的一般知识, 排除具体的宗派性。社会学科具体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外语等。道德课程的教材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出现的, 既与宗教教育有联系, 又有本质的不同, 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 内容生动活泼, 易为学生所接受, 具体包括《生命线》、《起死线》、《品德教育卡》《民主中的价值》。

　　德国则是有非常严谨的德育课程体系。在基础教育中设有政治课和历史课。政治课用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认同, 历史课则通过历史的讲述，培养学生以德意志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德国，思想道德教育还渗透在伦理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等课程中, 思想道德教育融于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 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由政府指挥, 文部省操作执行。自1966年以来, 文部省每年都要进行全国性调查，针对思潮问题、职业观问题，调整教育工作的政策。 例如战后的日本曾一度出现德育危机,青少年思想由于收到经济因素和战争因素的影响，呈现虚无态势，道德水平出现下降。日本政府便及时的重新掀起了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热潮，动员全社会都参与到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中来。这些政策的调整不仅及时，且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澳大利亚学校一般都把思想政治教育称为“价值观教育”(values education)，把“做一个好公民”视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标, 而好公民的标准则是培养学生具有客观的认知能力和良好的行为, 强调培养热爱学习, 追求高标准, 关心自己和他人、关心家庭, 关心社区, 热爱劳动、热爱祖国, 以及以身为澳大利亚人感到自豪。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中国古代的优秀教育思想引进本国。1990年, 新加坡首次出版中国《三字经》的英译本, 并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进《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一些国家将其作为课堂教材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如韩国和日本将儒家经典作为道德教育的学习教材, 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等。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领导人的推动与重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杰出代表都非常强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推动与参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在延安各类培训班与学校教育中，做报告、讲思政课。为了培养抗战干部和根据地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党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这些高校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非常重视政治课建设，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将政治课作为必修课，并在教学计划及学时安排上予以保证。延安马列学院当时共开设六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其中党的建设最受欢迎。毛泽东亲自过问并具体指示政治课的设置及教学内容，他曾就“抗大”分校课程安排问题指出：“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为了加强政治课的教学力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中共领导人经常到各高等学校讲课或作政治报告，有的还被高校聘为兼职政治教员。《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学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做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

　　毛泽东非常善于讲思政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担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的讲授工作，其中“中国农民问题”达23课时。1927年3月至6月，毛泽东又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仅从1938年3月至年底的10个月中，毛泽东就为“抗大”等在延安的学校开学、期中、毕业讲话多达40余次。从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变发生这段时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开设并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程。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毛泽东日后回忆说：“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此外，毛泽东做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这说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最先是在陕北公学讲的，后来才在“抗大”讲授。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问题讲完后，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陈云、刘少奇、李富春、张闻天等人都做过党性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当时陈云是中组部部长，他在马列学院做的专题报告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堂课在延安声誉很高，有口皆碑，中央党校、女大、陕公等学校的学员及中央各部领导机关的干部，凡能脱开工作的都争先恐后地来听这门课。

　　朱德系统讲过《党的建设》课程、做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和《根据地经济》等报告。

　　张闻天多次在“抗大”作报告、讲课。1937年4月，他在“抗大”第二期第一队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8年7月，他对“抗大”第三期的毕业同学作了题为《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报告，在陕北公学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论青年的修养》等政治课程或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抗大”作过题为《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的报告，作过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的演讲（此文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一部分）。

　　周恩来在“抗大”作了题为《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与前途》的报告。陕北公学还请周恩来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和《平江惨案情况》。

　　在“抗大”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在其他场合讲过《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张闻天讲《中国问题》，博古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

　　邓颖超在中国女子大学讲《妇女运动观》课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洛甫、博古、叶剑英、邓小平、蔡畅、邓颖超、吴玉章、徐特立、张鼎丞等都到女子大学做过报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党的战略与策略、对敌斗争、共产党员的修养、气节品质、人生观、革命传统、革命恋爱观、妇女运动， 等等。此外，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也到陕北公学作过演讲。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2.邹晓彧：《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徐锋 余一凡：《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国家公民教育差异比较》，《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年第18期 。

　　4.陈于后 游建军 王建琼：《当代西方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探索》， 2009年第1期 。

　　5.季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东北林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6.吴继金《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讲政治课》，《钟山风雨》，2019年第6期。

　　7.康小怀：《延安时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启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8.张正光：《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创新及其现实启示》，《理论建设》，2020年第4期。

　　9.张志强 张娟：《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陕西教育(高教)》，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