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红军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１１月，已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薛岳、周浑元两部１６个师组成“追剿”军紧紧追击，以桂军、粤军共９个师在湘江两岸进行封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国民党军虽然调集了２５个师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这些部队派系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调动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或一路，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这些正确建议，一味要求中央红军避战西进，丧失了可能在湘南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部的有利战机。

１１月２５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

为了迅速渡江摆脱危局，中央红军主力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１１月２７、２８日，红１、红３军团各一部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湘江边并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设起５座浮桥。红５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此时，中央军委纵队已进至文市、桂岩一带，距离红军控制的湘江渡河点只有８０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中央军委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１１月２６日，走了８公里；２７日，走了６公里；２８日，走了２８公里；２９日，走了３２公里。足足用了４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这不仅丧失了有利的渡河时机，而且使负责掩护渡江的红军各部队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致使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险境，战况惨烈，牺牲惨重。

１１月２８日凌晨，国民党军从兴安、全州两处南北对进，向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企图封闭渡口；敌航空队则将红军架设的浮桥全部炸断，并向正往江边运动的红军部队狂轰滥炸，双方展开激烈交战。

１１月３０日，坚守界首以南高地的红１０团，一天之内牺牲了两任团长；向江边运动的部队，在敌机猛烈轰炸下成片倒下。同一天，红军滞留于江东的部队和机关人员与掩护部队失去联系，各自为战，伤亡惨重。

１２月１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在两个小时内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命令确保西进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击进攻之敌。电报强调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搏杀。由于夜间修复的浮桥再次被炸断，未渡江的红军被迫涉水而过，追至江边的敌军则向江中猛烈扫射，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至当日１７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并于１２月３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

在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军完全封锁了渡口，担负后卫的红３４师和红１８团及大批失散人员被截于江东，大部战死。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整师整团的遭受损失。红３４师政治委员程翠林作战中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部队突围时重伤被俘，誓死不当俘虏，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红军将士英勇的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

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８．６万余人锐减至３万余人。这一严重失利，是“左”倾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错误路线的失败。

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忆中指出：“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由此以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彻底破产的重要标志，它为之后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