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张闻天、博古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走上领导岗位的。所以，要解决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就必须打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而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成为毛泽东反思中共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点。

对于延安整风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整风运动，普遍的看法是为了解决党内长期存在、危害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不过对此亦有学者并不认同，理由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王明并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李东朗《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延安整风的主要矛头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可以说深恶痛绝，最根本的是，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毛泽东一再说，教条主义使苏区与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其中包括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不复存在，近十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数千人。

毛泽东反感教条主义，除了上述因素外，也与他曾受到教条主义者排挤打击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那些后来被认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但年轻，而且较为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是在革命已经成功的苏联学习，觉得自己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因而难免自我感觉良好，对毛泽东这样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有怀疑，认为"山沟里面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一旦从莫斯科回来的留苏学生进入中共领导中枢，掌握领导权力，就会与毛泽东这种对"本本"并不看重的干部发生摩擦与冲突。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全会一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派任弼时、余飞去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精神，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加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加强理论指导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终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织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一开始与毛泽东还相安无事，毛泽东还一度（这年10月）取代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不久双方便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上有名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强调中央苏区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其表现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这次会议还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毛泽东所担任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之职自然被免除。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仅为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之一，只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可以说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排挤、打击的开始。

1932年4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即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强调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但"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则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文章具体列举了各种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且指责"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中央苏区的同志"，其实指的就是毛泽东。

更为严重的是，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宁都会议结束后，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研究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担任此职）由周恩来代理。自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已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到长汀休养，但他在中央苏区仍有较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仍是贯彻"正确路线"的障碍。1933年2月，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刚进入中央苏区，就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用意无疑是希望通过此举肃清毛泽东的影响。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前，博古本想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职务一并取消，但由于早在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的名单中，已将毛泽东列为第十号，所以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还是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在这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毛泽东虽继续保留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被张闻天取代。这就使得毛泽东不但在党和军队中失去了发言权，就是政府中的那一点发言权，也被博古等人给剥夺了，"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原本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就相当厌恶。中央苏区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使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尤为反感。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曾给教条主义者画像，说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且说："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 "

谁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延安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形成了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风气，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一句话建国后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

教条主义虽然是一个时期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表现在哪个人或哪群人身上，但在毛泽东眼里，教条主义无疑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目标与对象。在后来的整风中，王明成为反教条主义的头号目标，成为整风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之时，他眼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恐怕还是张闻天。

张闻天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经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9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博古为总负责人，张闻天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即参加了博古组织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后分管政府工作。"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中逐渐觉察了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特别是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博古采取"一箭双雕"之策，一方面将张闻天从中共临时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架空了毛泽东。但也正因如此，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共同合作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格局，形成了著名的"毛洛体制"，即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成为党的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在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洛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体现在取得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中共实现了从国共对抗到国共合作的转变，共同抵制了抗战初期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主张。但是，他们之间在个人性格、工作方式、教育背景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差异。据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即便是"毛洛体制"刚刚形成的长征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一些矛盾。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习惯于在夜里工作，早上起不了床，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泽东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而且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泽东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萧扬《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杨尚昆也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分歧，"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与调动情况，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著名的《长征组歌》中便有这样两句歌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可是，当时的红军指战员怎能想到这是"出奇兵"呢？因为部队围绕赤水河来回兜圈子，整天走路，不但十分疲劳，而且减员严重。"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林彪也给中革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对林彪写信一事提出批评，但在会议过程中有人说张闻天到过彭德怀所在的红三军团司令部，同彭作过交谈。其实张并没有到过红三军团，当然也不存在张与彭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的问题。杨尚昆认为，"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还认为，毛泽东对张闻天最不满的，是张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毛泽东是个性很强的人，认为张竟然管他家里的事，对张此举很不高兴。

今天看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当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从而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毛泽东眼中，身上教条主义特征比较明显的，无疑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进入中央领导层，且有留苏经历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虽然是党内集教条主义之大成者，但由于1931年11月他就到了莫斯科工作，没有像博古、张闻天等人那样与毛泽东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所以毛泽东在酝酿延安整风之初，应当说并没有将王明作为教条主义的主要对象。博古虽然自王明离开上海后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总书记，但自遵义会议之后，在党内已不负重要责任。毛泽东当时所批评并下决心要解决的教条主义，固然是党内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矛头所指无疑也涉及个人，张闻天恐怕就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于延安整风正式启动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则是后来的事。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地讲到了党的历史问题，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毛泽东讲完之后，一些人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则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故而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会上仍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妥协"，但此事在一定程度也坚定了他要解决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对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进行彻底清算的决心。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用胡乔木的话说，"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杨尚昆则说："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

延安整风启动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1938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939年春，王明从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回延安到抗大总校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说明王明确实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参见《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张闻天也说："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张甚至提出将总书记（或称负总责）一职让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时颇为风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他的那一套主张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此后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张、王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已不构成挑战，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毛泽东始终未离开过国内，而且长期从事实际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专心去学习理论，要说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远逊于那些留苏学生。进入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而且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抗战爆发前后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战爆发后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如此，到延安整风即将启动时，对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已获得普遍的认同，而毛泽东同样是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树立。在延安许多干部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可是，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闻天这种态度，显然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

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一时未被看重，但王明、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延安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张闻天这样的人，他们仍是重要的理论领袖。在延安马列学院，兼任院长的张闻天把自己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定为学习的必修课。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于是，"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任弼时的汇报。当周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这也促使毛泽东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和真正的理论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张闻天等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自己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因此，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把教条主义者从理论家的神坛上拉下来。这恐怕是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皖南事变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

王明、张闻天、博古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走上领导岗位的。所以，要解决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就必须打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而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成为毛泽东反思中共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点。

1940年秋起，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然而，斯大林出于避免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考虑，认为必须让蒋介石能够拖住日本，国共关系不能破裂。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至1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其军部在内九千余人，仅有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皖南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1月13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人，同意刘少奇、陈毅12日提出由朱瑞、罗荣桓指挥八路军部队包围国民党军山东的沈鸿烈部，由刘少奇、陈毅指挥新四军部队包围苏北的韩德勤部，如果皖南新四军被蒋介石消灭，则将沈、韩两部全部消灭，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中共"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在2月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一切进步抗日力量"，因此，同蒋介石的"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共产国际却不同意中共此举。2月4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电报措辞颇为严厉，全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吻。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开始重新检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认为对共产国际的话不能全听，中共必须真正独立自主。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自然有重大责任。项英没有在莫斯科学习的经历，按理来说他与"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挂不上钩，但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曾一度紧跟中共临时中央。据有人回忆："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当临时中央领导人主张夺取中心城市，以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时，项英曾多次发表文章以示积极拥护。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项英也是主张解除毛泽东兵权者之一。

项英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但在抗战之初，又曾一度接受过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共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此次事件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与项英的主观主义有很大的关系。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毛泽东在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时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下决心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问题。

及至进入1942年，整风运动也就轰轰烈烈开始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